第五百五十章论《青苗法》
苏油说道：“我支持介甫公的想法，但是并不支持他的方法。”
“《均输法》其实并无大谬，不过存在瑕疵，完全可以更加完善，算了，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
说道这里突然想起来这是元人的句子：“不说了不说了，谁跟我喝一杯？”
苏辙和他碰了一杯：“关于《青苗法》，小幺叔有何建议？”
苏油摇头，直接定性：“恶法。”
所有人都非常惊讶，这不符合苏油中庸的性格。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苏油后世从很多渠道学来的知识，都是颂扬青苗法的。
后世中二时期的苏油就觉得奇怪，如果青苗法真的那么好，为什么会引来如此大的非议，最后遭到惨败？
诸多书本一言以蔽之——因为青苗法侵犯了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对封建地主阶级和大商人非法渔利进行了打击和限制，最后招致反扑，这就是失败的原因。
然后，青苗法是如何侵犯了利益，当时大地主大商人是如何非法渔利的，非法渔利到了何种程度，只字不提。
苏油翻了很多教材和专家教授们的授课内容，大约知道青苗法，将农民承担的利率，从民间借贷的近一倍降低到了百分之二十，这当然是极大地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这让那时候的苏油恨得牙痒痒，反对者通通是蠢货，全部应该掘坟鞭尸。
直到穿越过来，亲自深入研究这个问题之后，才不由得摇头苦笑，原来历史，还特么真是个任人装点的小姑娘。
名义上是王安石，实际由吕惠卿主笔的青苗法，绝没有描述中那么好。
苏油说道：“章大哥，子由，我想请你们帮我问问介甫公，我关于《均输法》的建议，哪里不对？为何不予采纳？”
“现在朝中对于《青苗法》是否出台，议论的声音很大，介甫公一一辩驳，搞得沸沸扬扬。”
“我认为朝堂诸公，都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所在。但是我不愿意与介甫公在朝堂上公开相争，希望私下里先沟通交流意见，请你们帮我问问，有没有这个机会？”
“我知道安石公是根据自己早年在鄞县任官时的经验，结合某些人在陕西的做法，春日借贷粮食给老百姓，秋后计算利息以偿还，认为此系良法，可以达到所谓‘昔之贫者举息之于豪民，今之贫者举息之于官，官薄其息而民救其乏。’的目的。”
“不细说别的，我先问第一条，参政之法，一年中两次进行，一次在正月三十日以前，称为‘夏料’，一次在五月三十日以前，称之为‘秋料’，借贷户随二税交纳贷款，即五月、十月之前交纳。”
“一次借贷，利息两分，可是别忘了还有进出两次手续费，合计利率为百分之三十，记住这是半年利率，换成年利率，其实是百分之六十。”
“如今民间借贷，耕人之小民，犁牛稼器无所不赁于人。”
“男女耘耕，力不百亩，乐岁之收五之。”
“也就是说，丰年种地，收益是投入的百分之五十。”
“其后田者取其二，牛者取其一，稼器者取其一，食仅其一。”
“五岁之耕，必有一年之凶，丰岁衣食尚不足，凶岁难免于饥寒。”
“也就是说，小民借贷，利息是种田收益的百分之八十，收益又是投入的百分之五十，所以换算成实际利率，应为总投入的百分之四十。但是得田耕，得牛犁，得稼器用。”
“用参政之法，理论上小民仅仅可以减去了百分之十的利息，可是耕田牛犁稼器这些后续呢？还不是得将借来的钱，转手从富户手里租用？”
“遇到凶岁，民间还可以缓交租欠，可一旦事情交给胥吏之手，他们会同意吗？”
“又多少小民会因为这百分之十利息的好处，去得罪提供耕田牛犁稼器给他们的富户？”
“还有富户们提前收了钱，将耕作的风险转嫁给了政府，小民们却没有这样的机会，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情况？名为抑兼并，而实为助兼并！”
“因此说，青苗法，官薄其息而民救其乏这条，并没有实质内容。这个法，对小民也并没有任何好处。就是打着救民的旗号，打击了民间借贷，让富户没有了风险，由国家直接接盘，从小民身上刮油而已。”
“其余的问题还有很多，国家这么做风险很大。如果介甫公能够正视这一条，愿意与我展开讨论，苏明润随时恭候。”
后世专家们一番偷换概念支支吾吾，让大家在印象里，将宋代民间农业借贷，利息从收益的百分之八十，换成了本金的百分之八十；然后模糊了年利率的概念和手续费的概念，让大家以为，青苗法的利率真的只有百分之二十。
还有就是，北宋借贷乃是普遍现象，但是是不是就意味着利息翻倍的非法高息借贷，也是普遍现象？
其实文献资料就摆在那里，之所以被骗了这么多年，以前怪信息不畅，之后只能怪自己不主动学习研究，也算是活该。
商品经济发展到宋代，其实民间借贷已经非常普遍。
宋人笔记中提到过，“大贾之室，捻散金钱，以逐十一之息，出纳百货，以收倍称之息，则其居必卜于市区。”
就是说进行货币兑换，短期借贷，收息一分，做生意，利润一倍。
关于农业借贷，也有很多规定，太宗朝就有规定：“富民出息钱不得过倍称，违者没入之。”
“有取富人家谷麦贷息不得输倍，未输税不得先偿私负，违者加罪。”
“民负息钱，无得逼取庄土，牛畜以偿。”
一直发展到“诸路州县约束人户，放贷米谷，只备本色交还，取利不过五分，不得作米钱算息。”
最高百分之五十，超过部分法律不予保护。
当然最后这条是南宋才明文规定。
自唐井田制崩溃之后，“县官失养民之权，转归于富人。”带来了民间借贷的繁荣昌盛。
所谓“今之农者，举非天子之农，而富人之农也。”“巨室者，一乡之望也，齐民之所依赖者也。”
掌握了巨大财富的富民，乐衷于在土地兼并的同时，也热爱从事放贷活动，成为主要的放贷群体。
宋人袁采对借贷的利润有个大略的判断：“若以百千金银计之，用以买产，岁收必十千。用以典质营运，三年而其息一倍。”
这里将土地投资年回报率定在百分之十，而将典质运营的回报率定在百分之三十三。可见将资金用于放贷的收益比投资土地高出许多。
凡事都有两面性，到了宋代，已经发展到“乡间无典肆，民必无以春耕；城市无典肆，命案即将增多”的程度。
到如今甚至从“官不为理”，发展到了“官为理索”，政府还要帮富人管理贷款回收。
其结果就是官商勾结。
该不该治理，当然该治理。
土地兼并的案例里，欠租都不是最重要的，因为有法律规定乡村欠款不能夺土地耕牛作为赔偿。
虽然执行肯定不到位，但是那是监督问题，不是立法问题。
欠逋，农人欠朝廷的每年应纳的赋税，那才绝对是一大帮凶。
但是王安石的《青苗法》，并没有减少农人多少负担，因此也就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虽然能够替国家充实国库，但是带来了极大的负面效应，反而会导致兼并加剧，农人负担更重，生产效率降低，社会矛盾激化，反对声音过大等诸多问题。
如果这么干值得那也好说，可问题是，真的值得吗？
在苏油这个有着后世金融观念的人眼中，这么干相当不值得。
后世所有人都知道，金融行业的一大作用，就是吸纳闲散资金，将储蓄和收入变为资本，形成贷款投放到社会生产当中去。
富人是天下最有钱的团体，他们的钱加起来，比内库加国库还要多出无数倍，这部分的钱财不去想办法掏出来加以利用，反而堵死他们的投资渠道，将国家用于粮食储备和粮价调控的常平仓、广惠仓做本拿去投资，还有比这更加拙劣的理财之道吗？
只要是金融行业出来的人都知道，贷款是有风险的！贷款风控是每家银行的生存之本！
几乎所有银行，都是吸金巨兽，但是可以说几乎每一家银行的倒闭，都跟风险控制有关！
而最大的风险，就来自不良贷款！
国家来坐这个庄，出了风险怎么办？唯一的解决之道，在后世有一个非常贴切的形容——割韭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