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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百五十八节 皇权威信的下降

大明建国以来,言论就相对自由,客观上来讲,由于香港的存在,大明无法封锁所有的自由舆论,无法做到日本那样的严格新闻管制,主观上来讲,朱敬伦认为,舆论的引导和批评,有助于老百姓的现代性启蒙和释放社会矛盾压力。

你让人说话总比不让人说话的怨言要小的多。

而且这些年朱敬伦通过巧妙的周旋,始终让政府处在中立位置,并没有成为舆论批判的重点。

大明的舆论其实很有意思,最先开始办报的是一批新派人物,他们掌握了十多年的媒体话语权,后来传统士大夫也开始介入创办报纸,尤其是教育改革期间,新派对乡村士大夫进行了密集的文化垄断批判之后,士大夫阶层开始主动办报,跟新派进行了长达十几年的大论战。

他们围绕了大量思想和意识问题进行了长期的论战,主要集中在西化和变革上。

一批新派报纸已经开始了全面西化的鼓吹,而老派报纸则强调中国道德文化的优越。

两派谁也说不了谁,比较折衷的态度,还是满清洋务派那一套。

就是不能动传统思想的内核,可以在技术方面进行引进。

就如沈葆桢说的:“以中国之心思通外国之技巧,可也;以外国之习气变中国之性情,不可也。”

士大夫极力反对改变中国人的思想,你连中国人的性情都变了,中国人还是中国人吗,中国还是中国吗。

在这些大论战中,政府始终保持沉默,很好的将自己孤立于舆论的漩涡之外。

这跟日本截然不同,日本新闻管制很严格,但是私下的各种传单去十分流行。

而且日本民间从一开始就有一种****的呼声,民间有福泽谕吉这样的人物鼓吹,官方有大隈重信这样的大臣推动,民间各种改革派要求模仿英国进行立宪、制定议会的人物到处演讲,很受日本学生的欢迎。

日本之所以从开国就出现了要求西化的声音,一方面是因为日本人对传统文化的轻视,受到传统束缚比较轻,所谓船小好调头。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明治维新一开始,就打到了一批高层精英,之后政治斗争又清洗了一批政治人物。这些人进入民间之后,自然而然的成为了反对力量的骨干,西化不过是他们争取政治权利的手段,而不是目的。

而大明没有经历过激烈的权力斗争,朱敬伦执政前广東官场上掌握权力的,是一群外地的文官,这些人在本地没有形成错综复杂的地方势力,无法拧成一股绳,乡村士大夫阶层虽然保守,但却缺少高层精英作为主心骨,因此反对力量始终是分散的,对政府形不成威胁。

没等乡村士大夫形成反对势力,大明又已经培养出了一大批既得利益者,他们与新派一起,开始在民间制衡反对派。

而且大明政府在相当程度上,其实还是借助了传统势力对新派势力的制衡,才得以牢牢掌控权力,推行各种必要的改革。

因为如果真的早早立宪、议会的话,这种权力分散,内部政治倾轧的模式,会让改革变得迁延日久,甚至出现反复。

借助老派和新派之间的对立,让他们在报纸上相互争辩,释放社会压力,让知识分子从中启蒙,让他们自己判断好坏,政府则以中立的态度,进行了行政、司法、军事和教育上的大量改革,而始终没有遇到强力的阻碍。

但这一次政府真的遇到了麻烦。

因为新旧两派,在对美国战争这一点上,他们的态度出奇的一致,那就是反对战争。

不是他们爱好和平,而是认为这是一场非必要战争,美国侵犯华人的权益,大明也应该以相通的方式制衡,而不是直接发动战争。

这主要还是因为几年前刚打了一场短期内看不到实际利益的战争,将法国逐出越南,老百姓没有看到半毛钱好处,期待的赔款也没有一分,反而购买法国的殖民地还掏了一笔钱,为了越南人伤亡几十万大明士兵,尽管赢得了道义上的荣耀,但已经越来越不能满足看重实利的百姓的胃口了。

这场对美战争从一开始,就不受人欢迎,而且很快大明连对法战争中仅有的成果,马达加斯加都还给了法国,更是让人不满。

其实舆论之所以如此不满,最重要的还是因为政府在战争问题上,始终忽视舆论的声音,而舆论在战争问题上,却出奇一致的统一,不管是老派还是新派,从来都认为,大明战争的第一方向就是北伐。

新派认为统一民族是大明最紧要的人物,老派认为一统江山才是改朝换代最大的宿命。

结果大明政府的北伐遥遥无期,也始终不制定北伐的时间表。

反而朱敬伦提出过通过和平谈判统一国家的愿望,还被一些大胆的报纸批评为皇帝的一厢情愿和妇人之仁。

他们拿德国和意大利统一的例子来说明,通过和平手段是不可能完成民族统一的,在现代社会,唯有通过战争,才能迫使那些僵死的腐朽政权交出权力。

老派也距离,古往今来,除了飘渺的三代之时,就没听闻有过和平禅让的成例,即便有,那也是个别野心家的政治游戏罢了,汉天子禅让曹魏,不是曹家以兵向要挟岂能成功,赵匡胤逼迫柴家孤儿寡母禅让,更是不知连词,大明皇帝想让满人禅让,不北伐,怎么可能?

他们都想要北伐,可朱敬伦担心发生巨大的地政缘治崩溃危机,始终在等一个有巨大缓冲机会的时机,那就是等一场世界大战,可知识分子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感染了民族主义的他们,就认定政府的首要任务,是将一个民族统一进一个国家,而不是四处征战,抢夺殖民地或者为了商业利益动用兵力。

在这种情况下,大明对美国战争,尽管进行了大量的名族主义引导,大家战前普遍对美国没有好感,但让老百姓抵制美国货可以,让老百姓去打砸美国商人的洋行可以,让老百姓支持对美国战争,老百姓觉得不可以。

随着战争的进行,反战的舆论就越强烈,已经习惯敢说话的大明报纸,什么话都敢说,他们甚至认为这场不和民心的战争,就是因为权力过于集中于政府,新派大肆呼吁要建立议会制,广泛征集民意,让议会对政府行为进行监督。

这种立宪议会的民主声音终于在大明形成了气候,老派第一次没有站出来反对,保持了集体性的沉默,让政府再也不能孤立于舆论漩涡之外,必须直面舆论的压力了。

舆论除了这种声音之外,还要求政府立刻结束战争,制定统一国家的时间表,哪怕是谈判统一,也应该跟清政府谈判,而不是一再的拖延。

由于民间舆论的反对,政府招兵工作都很难进行,因为报名参军的人太少了。整整一年时间,招募的士兵竟然不足二十万,这对于庞大的大明人口基数来说,招兵显然是失败的。

如果此时推动征兵制改革,强征兵员的话,不止朱敬伦担心了,整个文官政府都担心会造成社会动乱。

而且朱敬伦还发现,发动了这场战争之后,他一向不错的威望也受到了影响,少量敢于批评皇权的报纸第一次没有得到守旧派的集体围剿,这让他个人感到失落的同时,也开始担心皇权对这个国家的平衡作用,一旦皇权无法在变革时期成为沉甸甸的承诺维持平衡,那就有可能造成社会的总崩溃,比如俄罗斯帝国那样的命运,朱敬伦并不担心他个人的命运,他担心的是整个国家的混乱,会让国家失去世界大战这种改变世界大格局的机会。

但这场战争是一定要进行下去的,削弱美国才能在即将到来的世界大战中,谋求更大的利益,这是最大也是唯一的潜在竞争对手,不称现在他还没有羽翼丰满就扼杀他,等他彻底成长起来,大明就拦不住了。

但国内招不来兵的情况,让朱敬伦头痛了很久。

“去北方招兵。我们是一个民族,将来也是一个国家,为什么不能组建一支军队呢?”

朱敬伦突然思维开放,提出了这样的建议。

去北方招兵,去满清的统治区招兵,这会造成什么政治后果,政府无法预计,如果因此而让满清跟大明开战,政府其实并不怕,正好趁机灭了满清,其实民间的舆论,也是政府官员的心声,统一天下,对文官的影响,比民间的士大夫更强烈,民间不过是感情问题,对他们则是实实在在的功业。

哪怕从私心来讲,统一天下之后,武将拿功勋,文官得官位,一个统一的中国,高级职位显然比现在多的多。

“不仅要去北方招兵,还可以从殖民地招兵,从南洋地区招兵,从美洲招兵。这次战争是为了保护海外国人的利益,相信海外国人会更加支持一些,也应该更加支持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