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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周赫煊把磺胺药品交给杜月笙的时候,国军精锐德械第87师和88师,已经秘密抵达上海附近。同时,驻扎在苏州的精锐部队,则换上保安团服装秘密进驻虹桥机场等战略要地。

显而易见,国防会议虽然还没开完,但常凯申已经打算在上海开战了。

事实上,直到此时此刻,日军参谋本部都没想过要进攻华东和华南。根据石原莞尔制定的《国防国策大纲》来看,日本完全没有把中国当敌人,他们的假想敌依次是美国和苏联。

在具体策略上,日本想要“努力与美国保持亲善关系”,通过占领东北和华北地区,遏制苏联的共产主义南下,以此来讨好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同时,日本又打算疯狂扩充军备,以武力为后盾与苏联谈判,“迫使苏联放弃进攻远东的图谋”。

这是日军参谋本部制定的国际大策略,在这个国际大策略之下,再进行对话战争的小策略。

说起来很可能有人不信,日军参谋本部是反对扩大战争的。他们定下的短期战略目标,是稳固东北和占领华北,再挑动西北内战。而远期目标则是,逐步向南洋渗透,得到东南亚的橡胶和石油,接着再挤走英国人,争取吃掉东印度群岛,如此则可保证石油和橡胶等战略资源的供应。

等拿下东南亚以后,又消化了中国东北和华北地盘,便可以趁机染指西北和华东,并顺势吞掉整个中国。到那个时候,日本就不需要依赖美国资源进口,可以跟美国进行“最终战争”。打败美国,日本则可成为远东和太平洋霸主,顺势再把苏联的远东地盘给吃掉。

非常异想天开而又合理的战略,说明日军参谋本部还是有明白人的。

若照此计划而行,国内诸多势力看到南方和西北安全,说不定又要爆发内战,让占领了华北的日军笑着看好戏。而且,随着日军对华北和东北的消化,以及对东南亚的渗透,日本战略资源储备将更加丰富,偷袭珍珠港的事情极有可能推迟,美国也没有借口那么快参战。

但是,日本海军等不及了……

如果严格按照《国防国策大纲》的步骤来执行,起码在十年之内,日本海军是无仗可打的。没有仗打,就没有军功,没有军功就不能升职,日本海军也没理由索要更多军费。

于是乎,看到陆军在华北打得顺风顺水,而参谋本部打算跟中国和谈(是真和谈,只想占领华北),海军终于忍不住在上海动手了。

八月九日,日本海军中尉大山勇夫和一等水兵斋藤要藏,驾驶军车强闯虹桥军用机场。遭到中国士兵阻拦后,他们开枪打死一名中国士兵,随即被机场卫兵当场击毙。

日本海军终于把事情挑起来了,上海的战争不打也得打。而陆军部的一些军官将领,也不甘心只占领华北,非常配合的帮着海军挑事,逼迫参谋本部扩大战争意图,将原本只占领华北的计划改为占领整个中国。

日军参谋本部原先还很清醒,但看到陆军轻松攻克平津,也觉得中国是个超级软柿子,顺水推舟就喊着要三个月内灭亡中国。

从日本海军陆战队在虹桥机场挑事开始,整个战争的方向,就已经脱离了日本军部和政府的控制。就像手里牵着几头恶犬,那些恶犬疯狂的向前奔跑,牵绳子的人根本拉不住,只能被恶犬带着往前奔。

八月十三日,就在周赫煊离开上海的第五天,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长长谷川下令:对南京、广德、南昌进行空袭,并对上海虹桥机场予以突袭。随后两日,日军派遣军舰16艘,载乘海军陆战队若干登陆淞沪,日本内阁也决定向上海派遣陆军增援。

史称,八一三事变。

中国这边,南京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任命张治中为第九集团军总司令,任命张发奎为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对登陆日军予以坚决抵抗和打击。

英美法等资本主义国家,对中日战争的态度是袖手旁观,并且美国在持续卖给日本战略物资。德国表面上倾向于日本,但继续暗中向中国出售大量军火。

无关国际友谊和道义,美国和德国的做法都是为了赚钱。

只有苏联站在中国这一边,并很快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下,各大国都采取中立立场的时候,苏联单独声明不与中日战争的中国方为敌,事实上就是在声援中国,并把日本确定为潜在敌对目标。

苏联的做法,同样无关国际友谊和道义,这属于地缘政治的范畴。

不管如何,《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给危机关头的中国带来极大鼓舞,不管是南京政府还是各界人士,都对此条约的签署感到无比兴奋。

当八一三事变的消息传来,周赫煊已经到了南京,专门托人找到一位先生——许传音。

“周先生怎么专程来拜访我?”许传音感觉有些纳闷儿。虽然他在南京当官,但官职并不大,不可能入周赫煊的法眼啊。

周赫煊为什么要找许传音?

因为此君在战争期间主动留下,担任国际红卍字会副会长,主持国际安全区的难民住房安排工作,并成为国际救济委员会中唯一的中方委员。

在许传音博士的主持下,共在南京建起了25个难民营,收容了约20万到30万难民,他还把自己的两栋洋房也拿出来给难民住。

作为唯一获准在南京城内自由走动的非汉奸中国人,许传音博士全程目睹了日军暴行,他后来成为东京审判庭上指控日军南京大屠杀的重要证人。

周赫煊问道:“许博士,如果日寇攻陷南京,你会带着家人离开吗?”

许传音摇头道:“应该不会走。我身体不好,家业也在南京,我必须留在这里保住家产。周先生认为日寇会攻到南京?”

“不好说,”周赫煊叹息道,“以中日两国的军事力量来看,恐怕南京是保不住的。而且作为中国的首都,日寇一旦攻陷南京,恐有昔日旅顺之事。”

“大屠杀?”许传音噌的站起来。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周赫煊拿出20万大洋的汇票说,“不管如何,战乱一来,百姓遭殃。这20万大洋,还请许博士收下,雇佣一些牛车和马车,帮助那些生活困难的孤儿寡母和老弱病残撤离。”

许传音感觉脑袋晕乎乎的,他只是个小官僚兼资本家而已,周赫煊莫名其妙找到他,又莫名其妙给他20万大洋,还说了一堆莫名其妙的话。

直到几个月后,许传音才真正理解了周赫煊的用意。

实际上,国民政府从今年11月份开始,就在有计划的组织南京市民撤离。对于内迁的难民,政府沿途在各市县设有难民所,免费发放难民证和少量路费,同时也联系红十字会等慈善组织予以扶助。

在战争爆发前,南京的常住人口是101.5万,而到南京陷落的时候,已经只剩下50万了,能走的早就提前走了。

那些不愿走的南京市民,大致分为五类:

一是奉命留下的。比如划拨给国际安全区的警察,比如国党和共党特务,又比如学校、医院和机关单位的留守职工。

二是自愿留下的。比如世界红卍子会的副会长许传音博士、协管金陵女大难民营的程瑞芳女士,他们都自愿留下来救助难民。

三是难舍故土的。谁都料不到日本会搞大屠杀,好多平民百姓辛苦半辈子,终于打拼出一点家业,比如店面、比如房产、比如土地。让他们丢下这些产业,背井离乡朝着未知的远方前进,他们很难下定决心。

四是难以成行的。这些人生活比较贫困,大撤离期间车费昂贵,交通工具难寻,只能靠步行一点点前进。太辛苦了,而且生活没有保障,他们都不愿走。

五是亲日派。这些人仗着跟日本人有联系,或有生意来往,或直接当汉奸,还以为日寇来了就能升官发财,结果好多都稀里糊涂死在大屠杀当中。

历史上,南京宪兵挨家挨户动员撤离,耗尽唇舌之力,也无法劝动那些市民离开。

周赫煊又能有什么办法?

就算到处宣传日寇要搞大屠杀,那也得有人相信啊!

周赫煊唯一能做的,就是给可靠之人留下一笔捐款,给生活困难的难民提供帮助,让那些想走而没有能力走的人得以保命。比如这种情况,宪兵怎么劝说都不走的一户人家——寡妇指着卧病在床的婆婆和几个小孩反问宪兵:你让我怎么搬?

有了周赫煊的资助,至少那些孤儿寡母可以离开。

周赫煊鞠躬敬礼道:“许博士,请你务必帮忙,拜托了!”

这招很管用,一般人还真受不起周赫煊的大礼,许传音连忙扶住他说:“钱我收下,我给你开一张收条。若是用不上,等以后再还给你,如此可好?”

“多谢!”周赫煊抱拳说。

等把周赫煊送走,许传音才站在阳台自言自语:“什么乱七八糟的?”

在南京大屠杀以前,许传音只是个普通人,他还没有得到灵魂和人格的升华。

当然,既然答应周赫煊帮忙,许传音这样有责任感的好人,肯定会尽量给困难者提供救助,能救下几个算几个吧。

离开南京,周赫煊又专门去了一趟汉口,视察正在修筑当中的武汉长江大桥。

时值夏季,洪讯将至。

武汉三镇的长江水位明显上升,估计再过半个月,大桥的修建又将暂时停工,因为年年爆发的洪水就快来了。

周赫煊询问了一番进度,得到的答案是,大桥至少要到明年春天才能竣工,稍微出点问题恐怕要拖到夏天或秋天——那时正在打武汉会战。

周赫煊决定仿效茅以升的做法,让施工方在桥墩上预留安放炸药的洞口,方便以后日军打来了就炸桥。

这座桥在南北交通运输中非常重要,早建成一天,就能为战时物资和士兵的运输提供便利,同时还能方便北方逃来的难民过江。

希望能早日建成,并顺利炸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