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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书吧 > 历史军事 > 山河血 > 干部下乡与邹平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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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今年2月初开始,河北省陆续派出多名干部进驻省内5010个村。在接下来的8个月里,他们将与原单位工作脱钩,吃住在农村。河北为此支付2。5亿元干部工作经费,并将给这些村子预留共5亿元的项目启动资金。河北省委给下乡干部的任务是,帮助农村发展经济,培养农村发展带头人,同时做好维稳工作,确保10月底前不发生重大群体性事件,并希望能让赴省、进京上访量大幅度下降。

干部下乡,作为一个运用传统政治经验应对当前形势的特定举措,良好初衷值得肯定。毫不夸张地说,此举确属近年来难得一见的乡村建设实验。

谈及乡村建设实验,让人不由想起81年前一次著名的乡村建设实验——学者梁漱溟主导的山东邹平实验。1931年初,梁漱溟受时任山东省省长的韩复榘之邀,赴邹平推行他理想中的乡治实验。次年,成立邹平县政建设实验县。全县废除乡镇公所,普遍设立乡学村学,以教育机构代行组织功能和行政权力。各乡设立董事会,推举德高望重的地方乡绅担任学长,集“政、教、富、卫”职能为一体,协调管理乡村事务。对于普通农民,梁漱溟以合作社的形式把分散谋生的农民组织起来,培养和提高农民对团体生活及公共事务的关注和参与能力,并运用科学技术改良作物品种、实施植树造林。

应该说,梁漱溟的邹平乡治实验取得了相当好的效果。1935年,山东省甚至以菏泽为中心,增划济宁等13个县为实验区,欲推广邹平成果。可始料未及,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华北沦陷,梁漱溟的邹平乡治实验无果而终。

邹平乡治实验与河北干部下乡,时间间隔达81年,但对这两场乡村建设实验进行一番比较还是很有意思。

两者都是为了优化农村的治理环境、理顺治理体系,不过历史背景与现实条件却有明显差异。在地域范围上,河北干部下乡囊括一省,邹平乡治实验仅限于一县;在经济状况上,河北干部下乡的去向是省委特意筛选出来的5010个“差村”,进行乡治实验的邹平距省会济南不足百里,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在当时属山东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在施政路径上,河北干部下乡更多依靠的仍然是行政权力,而邹平乡治实验更多仰赖的是伦理、教化和乡绅自治的力量。

如今,邹平实验已湮没于民国故纸,梁漱溟也已过世二十多年,往事的细节无从推敲。但梁漱溟的思想精髓却凝练于他的代表作《乡村建设理论》之中。这本书成于1937年,是梁对六年邹平实践“困勉研索的结果”。值得一提的是,最早出版这本书的是邹平乡村书店。

在《乡村建设理论》中,梁漱溟对中国农村社会积贫积弱的现状进行了痛彻思考,其中有一章节叫“崩溃中的中国社会——极严重的文化失调”。何谓文化失调?梁漱溟认为,由于近现代中国政治变革过于强烈,“所成不抵所毁”,旧秩序已然崩溃,新秩序尚未建立,整个社会处于脱序状态。为此,乡村建设要旨即是“重建新的组织和治道”。如何重建?要害是形成公序良俗;如何形成?关键是乡村士绅要切实承担自己固有的职责。

政治制度史告诉我们,中国古代行政体制最低一级是县,而县以下,乡和村的管理本质上是一种自治模式,主要依仗的正是由退休官员、候补贡生、地方名流构成的乡村文化精英。乡绅阶层,于下可以对社会进行有效的治理,维系乡村的稳定与发展;于上可以制约官权的肆意扩张。因为近现代政治的迅猛变迁,乡绅作为一个群体遭到了摧毁。显然,梁漱溟的邹平实验是想在一定范围内以培育乡绅阶层的方式,来重塑中国农村社会的自治结构。

邹平实验因日本侵华戛然而止,这是不可抗拒的外力对中国乡村治理与建设努力的抹杀,但邹平实验的精神财产却不应被抹杀,也不应仅停留于一本著述。梁漱溟理论中关于乡村自治以及伦理教化方面思想,于今仍不乏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