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对该案调查的层层深入，我的内心犹如被千万只蝼蚁啃噬，痛苦到了极致。董某、董某的司机、柴玉，这三人在复杂的三角关系中，进行着一系列见不得人的肮脏交易，这一切无不昭示着人性的丑恶、道德的败坏，以及信仰的缺位。在这场情感与利益的纠葛中，柴玉依仗自己的美貌和心机，将董某的司机玩弄于股掌之间，司机被她迷得神魂颠倒，对她言听计从，而她则通过控制司机，进一步左右了董某的命运。而所有这一切的始作俑者，都是董某那颗被权力和财富蒙蔽的贪婪之心。
按照以前的惯例，过年后的这几天，一般都没什么事，但今年不同，我按照在过年期间制定的计划，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都是在高强度的查案中度过的，好在，经过我的一番努力，案件也有所进展，最起码取得了几条新的线索，只要按照这个思路查下去应该会有所突破。
今天上午，我刚刚从餐厅用过早餐回到办公室，马军山和罗老师一前一后走了进来，我们相互打过招呼后，大家就都坐下了。
我给他们二人分别沏了一杯茶，又给罗老师点上了一支烟，关于过年的话题才聊了两三句，刘伟也急匆匆地走进了我的办公室。
“有什么新情况吗？”我问刘伟。
“还真有。”刘伟说，“我们找到了柴玉和那个司机最近几个月的通话记录。”
“太好了！”我兴奋地说，“这可能是破解整个案子的关键。”
我接过刘伟递过来的文件，仔细查看起来。
“看这里。”刘伟指着其中一条通话记录说，“这条通话时间很长，而且就是在春节前不久。”
我点点头，沉思片刻说：“立刻安排人去调查这个电话的具体内容。也许我们能从中得到更多有用的线索。”
“我已经派人去办了。”刘伟说，“另外，我们还发现了一些关于董某的财务记录，有迹象表明他可能涉及到一些非法活动。”
“这是一个重要线索。”我说，“继续深挖，一定要把证据找出来。”
“好的，我们会全力以赴。”刘伟点点头说道。
我感到一丝希望涌上心头，似乎离真相越来越近了。
我缓缓地坐在办公桌后的椅子上，略显疲惫地伸出手，从烟盒中摸索出两支烟。一支，我递给了罗老师，另一支，则被我熟练地叼在了嘴角。我原本期待着刘伟会在我对面的椅子上坐下，然而，当我看到他双手轻按在办公桌上，欲言又止的模样，不禁心生疑惑，于是开口问道：“还有事？”刘伟回头看了看罗老师和马军山，嘴唇微张，却又没有发出声音。
我瞬间明白了他的顾虑，刘伟似乎并不希望坐在沙发上的那两人听到他接下来要谈论的事情。我本来也有过让罗老师和马军山出去暂时回避一下的想法，但转瞬间，我又改变了主意。他们手上正在进行的事情可比刘伟将要谈的更为机密。为了让他们能尽快融入这个大家庭，我觉得应该让罗老师和马军山解触一些机密事项了。想到这里，我看着刘伟，露出信任的微笑，安慰他道：“放心说吧，罗老师和马军山都是自己人，你不必担心，有什么事就直接说吧。”
刘伟深吸一口气，压低声音说：“我有两件事要向你汇报。一是关于那套别墅，根据我们调查，这是董某在三年前以其儿子的名义购买的，而他的购房款是在他先后担任银州市委书记和省政府副省长时多个商人给他的贿赂款；这里所说的多个商人，其中包括一名房地产开房商和一家煤矿企业主、一家金融投资商；这个房地产开发商叫丁某某，他为了获得某块地皮的开发权，找到了时任银州市委书记的董某，在董某亲自过问下，丁某某以较低的价格从众多竞拍者中轻松获得，丁某如愿以偿后，向董某送去了五百万表示感谢，而且还是在董某的办公室完成交易的；那煤矿企业主，是从外省来我省投资煤矿的私人企业，为了获得贺云山某个煤矿的开发权，向董某行贿九百万元达到了目的。”
他一口气说到这里，显得有点口干舌燥，一抬眼看到我背后的书柜上放有几瓶矿泉水，就走过去抓过来一瓶，拧开盖子，对着瓶嘴，脖子一仰，“咕咚、咕咚”就下去了半瓶，然后用手把嘴巴一抹，接着说道：“而另一个金融投资商，可就有意思了。”
我刚才看他喝水的动作早憋不住了笑意，现在看他讲到这第三个金融投资商似乎很有故事的样子，就哼了一声，问道：“那就快点讲吧！”
他脸色凝重地说道：“你肯定知道咱们省很多年前有一家大型国营企业叫做双桥重工吧？”
我一怔，说道：“知道啊！不是前几年被一家外省来的企业收购了吗？”
刘伟愤愤地说道：“是啊，咱们普通老百姓都以为这是一次正常的企业吸收合并行为，事实上当前在咱们国家这种企业间的收购合并天天都在上演。如果咱们不是调查案子，本来也根本不会知道这事的内幕，所以，这次应该说是偶然得知了这件事的真实背景，我内心实在是感到令人吃惊。”
我默默地点上了一支烟，静静地听着他的叙述。
他顿了顿，接着说道：“双桥重工是几十年前从内地迁过来的，当时曾是国内同行业的佼佼者，企业效益一直很好，那些年很多年轻人都以能到这家国营企业有份工作为荣；改革开放以来，这家国营企业由于经营体制不够健全和不能适应市场需求，效益逐年下滑，后来又连年亏损，再后来几乎就被市场抛弃了；但尽管如此，这家企业可以说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尝试了几次改制都失败了，却仍然就这样不死不活地撑着，企业和职工们也在等待着改制，期望它能起死回生，重建辉煌，毕竟这家企业在咱们省曾经是最大的国营企业之一，它的总资产达到了二十亿左右，职工人数最多的时候达到一万多人，前几年效益不好的时候职工人数也维持在五六千人左右。就在它进退维谷的关键时刻，有一个叫胡建国的人从外省来到了宁都，他向省委省政府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股份制改革方案，这个方案的要点，就是两句话，‘剥离不良资产，保留优质资产’，它与往常最大的不同，就是把这个企业的总资产认定为三个亿，改成股份制后他个人持股六成，政府持股三成，职工持股一成；职工只保留三千人，其他职工都甩给了政府。就这样一个明显有问题的改制方案，却被我们的政府接受了--”
听他说到这里，我伸手打断了他的话，顺着他的意思说道：“你说到这里，我也想起来了。当时，我在省人大办公厅当信访处长，这个企业的职工曾有二三百人到省人大群体上访，而且连续上访一个多星期，职工们的情绪非常激动，他们的诉求就是中止这次改制，重新对企业资产进行估价，制定措施确保退休职工和老职工的权益；每次他们来上访，我都是亲自接待他们，也认真看过他们递交的上访材料，确实跟你刚才说的差不多。”
“王处长，那你是怎么处理职工们组织的这次上访的？”一直坐在沙发上旁听我和刘伟谈话的罗老师张口问道。
刘伟看到我和罗老师接上了话，就把刚才剩下的半瓶矿泉水一口全喝干了。
我笑着回答道：“罗老师，你问我怎么处理？我告诉你，只有按照法律法规的精神处理了呗。因为按照国家《信访条例》的规定，职工们的上访行为属于对政府行为的不满，必须先到省委和省政府反映，只有当省政府对职工们的上访诉求作出书面答复后，才能到省人大来反映。而当时他们并没有拿到省政府对此次上访事件的书面答复材料，所以，我只好给他们反复解释，请他们到省政府或省委去上访。”
罗老师抽了一口烟，不解地问道：“为什么要先到省政府上访，且还要等他们作出了书面答复后才能到省委或省人大来访呢？你们省人大不是监督省政府的吗？既然职工们对政府的行政行为不满，到省人大来上访，这不正是人大履行监督职责的时候吗？你怎么能把职工们一推了之呢？”
我对罗老师笑了笑，说道：“关于这个问题，咱们以后有时间再探讨，现在还是听听小刘把他的汇报进行完吧！”
刘伟回头对罗老师笑了笑，又对我接着汇报道：“正如王处长你刚才说的那样，职工们对这个股份制改革方案极为不满，到省委省政府和省人大多次长时间进行群体上访，据说，省委和省人大都先后把职工们的上访材料批转到了省政府，要求他们认真处理，这才引起了省政府的重视--”
说到这里，刘伟突然停住了，我机械性地看了他一眼，赫然发现他的嘴巴在哆嗦着，眼睛里似乎在闪烁着愤怒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