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在我七岁之前，和爷爷奶奶没分家过的时候，不记得爸爸会喝酒。那时候全家唯一喝酒的人就是爷爷。爷爷喝酒是必须要烫的，我就争取到了烫酒员的那份工作，成了爷爷的小烫酒员。
那个酒壶是锡做成的，也叫锡壶。每次在吃饭前把酒壶倒满酒。所谓倒满就是倒至酒壶喇叭口的细脖处，肉眼能看到酒就可以了。不能多倒，因为酒烫热后是要涨的，如果涨到壶外就发生危险了。接下来，再把酒壶的酒倒入酒盅大半盅，把盅中的酒点燃，出现蓝火苗，右手捏住酒壶喇叭口的边沿在蓝火上加热。当听到有滋啦滋啦的响边声时，酒壶里的酒也涨到细脖子上面来，酒就烫好了。把酒壶底往酒盅上一坐，火就灭了。
那时候的人全部喝烫酒，没有一个喝凉酒的，否则，必定让人笑掉大牙。当年最流行的一句古话是：“喝凉酒花脏钱，早晚作病”。历史上曹操煮酒论英雄，关公温酒斩华雄都是酒文化。古人只有喝凉酒作病的经验，但不知道是何缘故。
我查了相关资料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酒中含有甲醇，二毫升的甲醇就可以使人双目失明。古人没有检测甲醇含量的技术，也不知道什么是甲醇，什么是乙醇。但是，甲醇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在摄氏65度时即挥发掉，所以，烫酒就除掉了甲醇。
当代人把喝“凉”酒篡改为喝“量”酒，一字之差谬之千里。但是，如今喝凉酒也不会甲醇中毒，因为国家对酒的出厂有检测标准，但私家小烧就没有把握了。
自分家后，爸爸年节喝点酒，但没有爷爷量大，只能喝一两酒。爷爷那个锡壶是二两的。爸爸没有锡壶，就是个瓷壶，也是二两装，但从来不倒满，大约就一半，而且，平常日子很少喝。爸爸喝酒改变了烫酒的方式，改用热水烫，我这个烫酒员就失业了。
大约是1957年的腊月，快要过年了，妈妈装了不满一面袋地瓜干，大约有20左右斤，让我上朝阳酒厂去给爸爸换酒。又给我拿上两个拴绳的长脖绿瓶子。我扛着地瓜干，拎着两个瓶子就从花梁、波珍沟小道直奔朝阳而去。扛累了背一会，背累了再扛一会，扛累了再挟一会，一溜烟的到了朝阳，路上一个人也没遇见。那年月上朝阳已经是轻车熟路了，要不然妈妈也不会放心让我单独去。我大约知道朝阳酒厂的方位，在大什字的东面，关帝庙对门。那时候的酒厂是开北门，就是后来的凌塔酒厂，后来就开南门了。那时叫不叫凌塔酒厂？我一点不知道。
进了酒厂大门，把大门的知道我是换酒的，可能也有其他人换过。把地瓜干过称，拿着我的两个瓶子就进院里了，让我在大门里面等着。可能里面不让外人进，当然我也不能张罗进去看看，那肯定是自讨没趣。过了时间不长，把门人拎着两个酒瓶子就回来了，我看一个瓶子是满的，一个只装了一半，大约就是一斤半酒。我不知道几斤地瓜干换一斤酒，我扛去的是多少斤，人家把门的也没说，我相信人家不会糊弄我一个小孩子。再说，那年月糊弄人的人也极少，也没人往那方面心思，难道妈妈知道这些地瓜能换多少酒？不然，为啥不拿一个瓶子？
我拎着两个瓶子，还有那个空面袋子，马不停蹄的往家赶。一边走一边也想：“这就是爸爸过年的酒了”。平常也没太注意爸爸喝过酒，也没让我们去买过酒，到朝阳换酒也就仅此一次，有好多疑问在脑海里。走着走着，感觉手指有点勒得慌，就换个手再拎着，还是勒得慌，不像空瓶子不勒手。那为啥不放到面袋子里拎着走呢，因为那个瓶塞都是细棒子瓤做的，怕酒润湿到棒子瓤上。棒子瓤就是玉米瓤子，那时候的瓶子都没有瓶盖。后来，我把两个瓶子放进面袋子，立着放，手紧攥住靠近瓶嘴的面袋不就得了吗？怎么这么笨。
当时给爸爸换酒没想更多的事，后来我参加工作越想越不对劲。我经常喝酒，平常日子也不少喝，爸爸为什么不喝？是因为没有酒，我如梦初醒，心里难以平衡。所以我回到朝阳后，从来不让爸爸断酒，他想什么时候喝就什么时候喝，不能因为没酒喝不上。
我妹子皮玉香、妹夫李志英，经常给爸爸拿好酒好烟，小妹子皮玉霞也力所能及。借此机会一并深表感谢。还有大外甥闺女李雪峰、女婿许成刚、二外甥闺女李雪莲、女婿董振辉、三外甥闺女李雪松、大外甥络岩，对姥爷、姥姥都很孝顺，都值得我学习，堪称晚辈的楷模。
爸爸的酒始终量不大，最多不超过二两。烟也不勤，一个月顶多一条，所以我一个月供应一条烟就足够了，当然都是一般烟，我抽什么牌儿的，父亲就抽什么牌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