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平的目光在显微镜的目镜上停了很久。
细胞状态确实不差，贴壁良好，折光性正常，没有明显的凋亡或老化迹象。但他总觉得哪里不对，一种说不上来的违和感，像一道菜所有调料都放了，可吃起来就是欠那么一点意思。
他直起身，转向韦伯：“把你的实验记录本给我看。”
韦伯递过来一个厚厚的硬皮本，封面上贴着一张标签，写着他的名字和实验编号。杨平翻开，从上周那个“漂亮数据”的记录开始看起。
他看得很慢，每一页都仔细核对。试剂批号、细胞代数、培养条件、处理时间、检测方法……每一项都记录得清清楚楚，字迹工整得像印刷体。
“你上周用的那批干细胞，是第几代？”杨平问。
“第四代。”
“这三次重复呢？”
“也是第四代。”韦伯说，“同一批细胞，同时复苏，同时传代，同时处理。”
杨平翻回记录本的第一页，目光落在原细胞的批次信息上。
“原细胞呢？”他问，“上周用的和这三次重复用的，是同一批吗？”
“是同一批。”韦伯说，“都是三月制备的那一批。原细胞、干细胞、血清，所有批次全部相同。”
同一批血清，同一批原细胞，同一批干细胞，同一个操作者，同一个实验方案。三个重复，却只成功了一个。这不可能是操作失误，以韦伯的水平，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也不可能是因为批次差异，所有批次都完全相同。
那就只有一种可能：问题不在操作层面，也不在批次差异层面，而在更意想不到的地方。
“所以，”韦伯慢慢地说，“上周的数据是真的，这三次失败也是真的。同样的条件，却得出不同的结果。这意味着……”
“意味着你遇到了科研中最棘手的那种问题。”杨平接过他的话，“所有看得见、摸得着的变量都控制了，但结果仍然不可重复。这说明在你的实验体系里，存在一个你们还没有发现、甚至还没有想到的变量。它不是批次问题，不是操作问题，而是更深层的东西。”
这个推论让三个人都沉默下来。
唐顺皱着眉头想了想：“那会是什么？温度？湿度？培养箱的二氧化碳浓度？这些我们都监控着的。”
“监控不等于真实控制。”杨平说，“你们监控的是设备的设定值，不是细胞实际感受到的环境。培养箱的温度探头放在水箱里，显示的是水温，不是培养皿内的实际温度。每次开门取放细胞，温度会波动，湿度会变化，二氧化碳浓度会下降。这些微小的波动，在大多数实验中无关紧要，但在某些敏感体系里，可能就是成败的关键。”
韦伯的眼睛微微眯了起来，他听懂了杨平的意思。
“你的意思是，上周做实验的时候，培养箱的状态和这几次不一样？比如，上周没有人频繁开门，而这几次有人在使用隔壁的培养箱，导致频繁的温度波动？”
杨平说，“有可能，但也可能根本不是培养箱的问题。可能是培养基的ph值，培养基在四度冰箱里放久了会变碱，而ph的细微变化足以改变细胞的行为。可能是细胞融合度，传代的时候细胞计数有误差，导致种下去的细胞密度不一样。也可能是处理时间，虽然是同一个操作者，但上周是上午做的处理，这几次是下午做的，细胞在培养箱里多待了几个小时，状态已经不同。”
杨平顿了顿，看着韦伯：“在基础科研中，我们追求的是确定性，只要条件相同，结果就相同。但生物系统从来就不是确定的。细胞是活的，活的东西就有波动，有噪声，有不可预测性。你今天做的实验和明天做的实验，永远不可能真正相同。我们能做的，不是消除这种不确定性，因为根本消除不了，而是理解它、量化它、掌控它。”
作为一流的科学家，韦伯深谙这个道理，他深吸一口气，然后缓缓吐出来：“那我从头开始，把这个实验的所有环节全部拆解。每一个可能出问题的地方，我都做对照。培养箱的温度波动，我放一个温度记录仪在培养皿旁边，实时监控。培养基的ph，每一批都测，不只看批号。细胞的融合度，不光计数，还要拍照记录。处理时间，精确到分钟。我要找到那个隐藏的变量。”
“对！”杨平说，“不要假设条件相同，要去证明条件相同。”
韦伯突然想起什么，他说，“其实我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大概十年前，我在做一项关于神经干细胞分化的研究。有一个关键实验，第一次做的时候结果非常漂亮，但之后整整三个月，我再也重复不出来。所有条件我都控制了，细胞、试剂、培养箱、操作步骤，一模一样。但结果就是出不来，我当时差点疯了。”
“后来呢？”唐顺问。
“后来我发现，问题出在水浴锅上。”韦伯说，“我复苏细胞的时候，用的是水浴锅解冻冻存管。第一次做的时候，水浴锅的水是干净的。三个月后，水浴锅里的水长了细菌，虽然肉眼看不见，但解冻的时候，冻存管口的密封圈可能沾染了细菌，污染了我的细胞。细胞在冻存管里的时候还没事，一旦种下去培养几天，细菌慢慢长起来，细胞的状态就不对了。”
大家都愣住了。
“就这么简单？”
韦伯说，“就这么简单，但为了找到这个原因，我花了三个月，今天杨教授的提醒让我想起了十年前的事情。”
韦伯从椅子上站起来，拿起实验记录本，开始写新的实验方案，这一次，他在方案里增加了十几个新的对照和监控指标。
杨平看了看时间，中午十二点二十，该吃中饭了。
手机又震了。
是徐志良发来的微信：“教授，龚老师的术后ct我发你了，病灶完全切除，没有出血，脑干形态好！”
下面是几张ct影像的截图。杨平点开来，一张一张地看。确实如徐志良所说，延髓背侧的病灶已经被完整切除，创面上没有残留，也没有新发的出血。延髓的形态没有明显变形，第四脑室也恢复了正常的形态。
他回复了一个字：“好！”
然后拨通了小苏的电话。
“今天中午能回来吃饭吗？”小苏的声音很轻，带着一点期待。
“能，十分钟。”
“那我开始炒菜了。”
杨平到家的时候，小苏正在厨房里忙活。油烟机嗡嗡地响，锅铲和铁锅碰撞的声音清脆而有节奏。他换了鞋，走到厨房门口，靠在门框上看她。
小苏穿着一件家常的棉质裙子，头发用发夹随意地夹在脑后，露出白皙的后颈。她右手拿铲，左手扶锅，锅里的西红柿炒鸡蛋正在收汁，红色的番茄汁包裹着金黄色的鸡蛋，颜色鲜艳得像一幅画。
“看什么看？”小苏头也不回地说，嘴角却微微上扬。
“看你怎么把西红柿炒鸡蛋做得这么好看。”杨平走进去，从后面轻轻环住她的腰，下巴抵在她的肩膀上。
小苏扭了一下身子：“别闹，油溅到你身上。”
“大宝呢？”
“送到他姥姥那边去了，周末再接回来。”小苏用铲子把菜盛出来。
杨平松开手，去餐桌那边摆碗筷，两副碗筷，两杯温水，简简单单。
两个人面对面坐下，小苏夹了一块鸡蛋放进杨平碗里：“尝尝，咸淡合不合适？”
杨平咬了一口，鸡蛋嫩滑，番茄的酸甜恰到好处地中和了鸡蛋的蛋腥味，咸鲜适口，还带着一点葱花爆香后的焦香味。
“好吃。”他说的是真话。
小苏自己也夹了一筷子：“你现在吃东西越来越不挑了，以前你连香菜都不吃，现在什么都往嘴里塞。”
“忙起来的时候盒饭都吃不上，哪还有资格挑食。”杨平扒了一口饭，“不过你做的这个，是真的好吃，不是将就。”
小苏看着他吃饭的样子，忽然说：“你说等二宝出生了，我们还能像现在这样，安安静静地吃顿饭吗？”
杨平咀嚼的动作慢了一下，然后说：“能，怎么不能？不就是多一双筷子的事？”
“你想得简单。”小苏白了他一眼，“两个孩子的鸡飞狗跳。”
“那就请个人帮忙。”杨平说，“实在不行，我把研究所的工作减一减。”
小苏放下筷子，认真地看着他：“那可不行，不能影响你工作。你不用为了家里的事分心太多。该忙你就忙你的，家里的事我会安排好的。”
杨平放下碗，伸手握住小苏放在桌上的手。
“辛苦你了！”
小苏瞪了他一眼：“说什么呢？吃饭！”
吃完饭，杨平帮忙收拾了碗筷，然后靠在沙发上休息了十分钟。
那个编号，那个功能未知的蛋白。韦伯的假说认为，它可能是原细胞发挥作用的关键分子。如果这个假说成立，那它应该有一个规律，一种符合平衡理论的规律。
他站起来，走到书房，打开电脑，登录了国际上最大的蛋白质数据库。在搜索栏里输入那个编号，按下回车。
页面加载了几秒，然后弹出一屏信息。
杨平一行一行地看下去。这个蛋白被预测含有一种特殊的结构域，一种在细胞间通讯中起关键作用的结构域。更关键的是，数据库显示，这个蛋白在神经系统中的表达量最高，尤其是在脊髓和脑干。
如果这个蛋白确实在脊髓中高表达，那曼因斯坦的脊髓损伤修复实验就有了新的解释方向，这个蛋白是激活脊髓内源的修复机制中的一环，原细胞修复理论将从宏观层次进入生化微观层面。
杨平把这个页面的所有信息都保存下来，然后给曼因斯坦发了一封邮件：“关于那个未知因子，我发现了一些有意思的信息，你明天上午来我办公室讨论。”
发完邮件，他看了看时间，一点四十，然后休息一会，三点才去研究所。
回到研究所的时候，杨平在走廊上碰到了蒋季同。蒋季同手里拿着一沓打印出来的文献，低着头走路，差点又撞到杨平身上。
“教授！”蒋季同抬起头，“我正要找您！”
“什么事？”
“那个启动子的大动物实验，我准备开始了。”蒋季同把怀里的文献递过来，“这是我写的动物实验方案，想请您看看。”
杨平接过来，翻了翻，方案写得很详细，从动物的选择、分组的设置、免疫的程序、指标的检测，到数据的分析、伦理的考量，每一部分都写得清清楚楚，引用的文献也都很新。
“方案写得不错。”杨平说，“但有几个地方需要修改。第一，动物的数量，你只算了每组六只，算一算统计功效，看六只够不够。第二，观察的时间点，你现在设计的是免疫后两周、四周、八周三个时间点，但启动子的效果可能在更早的时间点就达到高峰，加一个一周的时间点。第三，安全性指标，除了常规的血常规和生化，加一个细胞因子的检测，看看有没有诱发过度的炎症反应。”
蒋季同一遍听一边记，连头都没有抬。
“改完之后，先拿给唐顺看，再拿给我看。”杨平把方案还给他。
“谢谢教授。”蒋季同接过方案，转身快步走了。
杨平看着他的背影，这小子，越来越有科研的样子了。
杨平回到办公室，开始处理今天最后一波邮件。
唐顺安排了一些博士给杨平做助理，其它邮件都是这些博士处理，但是一些世界顶级学者与杨平往来的邮件都是杨平亲自处理，因为普通的博士根本不能短时间内识别这些邮件的技术含量，所有没办法做出一些分拣处理。
有一封邮件是《柳叶刀》的编辑发来的，说之前那篇关于原细胞治疗脊髓损伤的论文，经过两位审稿人的评审，意见不一致。一位建议接收，一位建议拒稿。编辑希望杨平作为第三位审稿人，给出决定性的意见。
杨平下载了那篇论文和两位审稿人的意见，仔细看了一遍。
论文本身写得不错，数据也扎实，但确实有一个致命的缺陷，样本量太小。每组只有五只动物，而且没有做功效分析。五只动物的样本量，即使统计上出现了显着性差异，也很可能是假阳性。
那位建议拒稿的审稿人指出的正是这个问题。
杨平想了想，开始写审稿意见。他写得很客气，但也很坚决：“论文的创新性和数据质量值得肯定，但样本量过小是本研究的致命缺陷。建议作者补充实验，将样本量扩大到每组至少十五只，并补充功效分析。如果补充实验后结果仍然成立，建议接收。”
原本杨平不喜欢审稿，后来想想，审稿本身就可以接触一些前沿研究，是一种与世界学者的交流方式，所以他答应审稿。这个口子一开，几乎所有医学类顶级期刊都邀请为审稿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