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欧洲？”
“对，”安德鲁说，“在苏黎世和日内瓦准备的办公室就要运行了。下个月中旬，我过去把那边的事情理顺。”
“为什么选那儿？”郭铿皱了皱眉，“在红空或者三家坡不行？离国内近，沟通也方便。”
“不行。红空和坡县虽然金融发达，但它们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圈子太小。”
安德鲁转过头，“你知道华尔街上那些交易员下班之后干什么吗？喝酒，参加派对，打高尔夫。在这些场合，他们聊天，交换信息。”
“嘿，你知道吗，最近有个开曼SpV在大量买入次贷cdS。是吗？哪个机构的？不知道，但已经扫了五六个亿的面值了。有意思，帮我查查是谁。”
“然后呢？”郭铿问。
“然后，”安德鲁说，“就会有人开始拼图。他们会发现，有六七个不同的开曼SpV，在不同的投行买入相同类型的cdS，而且买入的时间和规模呈现出某种规律性。他们会开始怀疑这些SpV是否属于同一个实际控制人。他们会开始调查这些SpV的注册信息、董事名单、资金来源。”
“一旦他们确定了你的身份，知道了你的真实意图，你就会失去所有优势。市场会开始与你博弈，交易对手会提高对你的报价，监管机构可能会开始关注你的头寸。你的整个计划，就会暴露在阳光下。”
“红空和坡县的金融圈也一样，甚至更小。因为小，所以更容易追踪。你今天在一家投行做了一笔大额交易，明天全城的交易员都会知道。你藏不住的。”
安德鲁把双手撑在桌面上，身体微微前倾，“毕竟，在华尔街，在金融圈，信息就是金钱。每一个交易员、每一个销售、每一个分析师，都在不断地收集和交换信息。最隐蔽的地点不是藏在暗处，而是藏在明处的噪音里。”
郭铿沉默了一会儿，“那苏黎世和日内瓦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不一样，”安德鲁说，“那边，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生态系统。”
他拿起桌上的水瓶，拧开盖子，喝了一口，然后开始解释。
“首先，瑞士的私人银行体系有着数百年的保密传统。虽然近年来迫于国际压力，瑞士银行保密法有所松动，但对于合法的资产管理活动，瑞士仍然提供了极高的隐私保护。”
“你的SpV通过瑞士私行开设账户、进行交易，银行的客户经理不会追问你的资金来源和交易策略，那不是他们的文化。”
“其次，”他继续说，“瑞士的金融市场监管体系与丑国和腐国不同。那边的金融市场监管局对对冲基金活动和衍生品交易的监管相对宽松，没有丑国那种13F公开披露制度，也没有腐国FSA那种对大头寸的主动询问。你的SpV在瑞士进行操作，基本上处于监管的盲区。”
“还有，地理位置的隔离。苏黎世距离纽约六千公里，时差六小时。你在苏黎世下单的时候，纽约的交易员正在下班回家的路上。你不会在酒吧里偶遇高盛的cdo交易员，不会在健身房里碰到摩根士丹利的销售总监。物理距离带来的信息隔离，是任何技术手段都无法替代的。”
他放下水瓶，“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瑞士的金融生态系统中，存在着大量的家族办公室和离岸SpV。管理几亿欧元资产的私人投资实体，在苏黎世和日内瓦数以千计。你的六个SpV混在其中，就像一滴水融入大海，不会引起任何人的特别注意。”
郭铿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所以，你选择瑞士，不是为了躲监管，而是为了躲华尔街的信息网络？”
“对，”安德鲁笑道，“其实监管根本不是问题。现在，我们做的这些，在本质上是一个三不管地带。”
“cFtc管不着，SEc管不了，美联储不想管。没有任何法律规定你必须披露你的cdS头寸。你买五十亿面值的次贷cdS，没有任何监管机构有权要求你报告这笔交易。”
说到这儿，他加重了语气，“真正需要防范的，不是政府，而是华尔街自己的信息网络。那些交易员、销售、分析师之间的八卦和情报交换。那才是最致命的。”
郭铿沉默了一会儿，“那你怎么保证，在瑞士就不会被泄露？”
“不能完全保证，”安德鲁坦率地说，“但可以把风险降到最低。只要遵守几个纪律，就能最大的保证不被发现。”
“比如，订单流碎片化。每个SpV每次只买两千万到五千万美刀面值的cdS，分拆成多笔、跨多周执行。宁可多付几个基点的滑点，也不要让任何一个交易员觉得有头鲸在扫盘。”
“比如，制造合理的伪装故事。对每个投行的prime desk，你的SpV走的是多元化信贷组合或者收益率增强策略或者欧洲机构客户的尾部对冲需求这套叙事。”
“再比如，现金抵押品用国债，别用现金。用短期美债做cdS的抵押品，可以减少现金流异常的嫌疑。投行也更喜欢这种方式，不会触发反洗钱的大量现金进出警报。”
他靠在椅背上，手指点着，“这些纪律，只要严格执行，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被华尔街的信息网络反向追踪。”
“团队呢？”
“三个人。”安德鲁指着自己，“我，一个交易执行，一个合规兼文书。足够了。人越多，泄密的风险越大。三个人，各司其职，互不打听对方的全部信息。交易执行只知道下单，不知道整体策略；合规文书只管文件和流程，不知道头寸的具体分布。只有我一个人掌握全局。”
郭铿听完，看着安德鲁，像是在重新审视这个人。
在他的印象里，安德鲁一直是个随性的人，爱开玩笑，爱喝酒，爱泡酒吧，喜欢用各种奇怪的比喻来形容事物。
但此刻，当他谈起这些操作细节的时候，他的语气是冷静的、精确的、不带任何感情的，像一个外科医生在描述一台手术的步骤。
“你好像对这个很擅长。”郭铿说。
安德鲁笑了笑，“我在华尔街干了十二年。如果你在那个环境里待久了，你就会学会这些东西，怎么隐藏自己的意图，怎么不被别人看穿，怎么在信息不对称的市场里生存。”
“而李乐，比我更擅长这个。他天生就懂得怎么让别人低估他，怎么在别人的注意力之外行动。我只是把他的想法翻译成了具体的操作方案。”
郭铿站起身，在办公室里踱了几步。
“好吧，”他说，“苏黎世和日内瓦的办公室，还需要什么支持？”
“暂时不需要，”安德鲁说，“那边的办公室已经准备好了，人员也到位了。我过去之后，主要是建立与当地私行的合作关系，开通交易通道，把一部分SpV的账户迁移过去。”
“唯一需要的，可能就是偶尔有人过来签个字、开个会。但这些都可以通过现有的旅行安排来解决，不需要额外的资源。”
“那你自己小心。”
“放心，”安德鲁笑了笑，“我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低调。”
郭铿转过身，看了他一眼，嘴角微微一撇，“你？低调？你上次在麟州的酒桌上，一个人喝了半斤白酒，然后站在桌子上唱马赫瑞特维欧狗昂，这叫低调？”
“那次是例外。再说了，那是私人场合，不影响。”
“行行行，”郭铿摆了摆手，“走吧，夜宵，边吃边说。”
“吃什么？”
“吃鸡。”郭铿说着，朝门口走去，“鸡煲。在北面水库那儿，找到一家做鸡不错的大排档，不过在人家村子里，去晚了就没有了。一天就十只鸡。”
安德鲁跟在后面，两人穿过那排闪烁的显示器，走过那扇需要指纹识别的金属门，走出了那栋外表平平无奇的厂房。
车子缓缓驶出工业园的大门，拐上通往北面水库的公路。路两旁的行道树在车灯的照射下投下斑驳的阴影，偶尔有一辆货车呼啸而过，车灯晃得人睁不开眼。
“对了，这个计划，你估计什么时候结束？”郭铿一打方向，问了句。
安德鲁想了想。“目前的资金储备，加上后续可能产生的利润回流，保守估计，两年。如果市场在两年内崩盘，我们有足够的弹药。如果超过两年……”他停了一下，“那就需要重新评估了。”
“两年。”郭铿重复了一遍这个数字，“也就是说，如果后年之前市场还没崩，我们就得考虑撤退了？”
“差不多，”安德鲁说，“但根据我的判断，市场撑不到后年。明年上半年，最迟后年上半年，一定会出大问题。届时，我们手里的cdS会价值飙升，股票空头会带来巨额利润，看跌期权会变成实值期权。那时候，就是我们收获的季节。”
“就是苦了我这个管钱的。今天拆东墙补西墙，明天挪南墙补北墙，哪天要是墙倒了，第一个砸死的就是我。”
“你不是泥瓦匠么？”安德鲁调侃道，“泥瓦匠还怕墙倒？”
“泥瓦匠怕的是墙倒了自己还被埋在底下，我给你说.....”
郭铿正要开口说些什么，口袋里的手机忽然颤了颤，他把车停到路边，掏出来，看了一眼，眉头微微一挑，然后嘬了嘬牙花子，发出一声意味不明的“啧”。
安德鲁注意到，“怎么了？”
郭铿叹了口气，“李乐问我，在燕京认识开卡丁车场的朋友么？”
安德鲁眨眨眼，“窝特？”
。。。。。。
人多力量大。教务处几个人零打碎敲的，花了一个多星期，把189在校生的电子档案建了起来。
虽然略显简陋，查询起来也没那么方便，但终究是个进步。而对于李乐来说，则是默不作声的掌握了第一手的原始资料。
燕园社系的“破庐”，李乐从兜里掏出一沓零钱，数了两百六，拍在桌上。
张曼曼伸手拿起来，“tuo！”
搓了搓手指头，不紧不慢的数了数，然后折好，塞进外套内侧的口袋里，拍了拍。
再拿起桌上的移动硬盘，插到电脑的USb接口上。
“噫~~~~~”李乐看着，嘀咕道，“你这人，不给你钱不帮忙是吧？”
“那不能够，不过，一账一清。最近花销比较大。”
“咋？”李乐伸手去拿桌上的暖壶，给自己倒了杯热水。
“闻老师他爸妈来燕京了。你总得表现表现吧？”张曼曼转过脸来看李乐一眼，“见面礼得拿得出手。逛街逛景点买门票，吃吃喝喝的你不能让闻老师掏钱。”
李乐放下杯子，小道，“想娶人家闺女，可不就得这样。怎么着？”
张曼曼一撇嘴，“哥们儿我是谁？”
“我只一眼就看出，闻老师她妈当家做主，他爸就是个打酱油的，随即调转主攻方向.....总之，我对我妈都没这么孝顺过。”
“成果如何？”
“讨论了俩家家长在明年见面的议题。”
“没给你说房子车子票子？”
“说了，我说我爸准备了三十万，在燕京买房，不过闻老师她妈说，两边凑个好，一人一半，公平合理，谁也不吃亏，还有再陪嫁一辆二十万以内的小车。”
李乐眉毛微微一挑，“哟，这下，倒是让你捞着了。”
张曼曼露出一口白牙，“那可不，江浙沪独生女的含金量，这不就体现出来了？不过闻老师的意思，可以等学校的福利房。”
“可拉倒吧，学校那福利房，多少人都盯着呢 ，轮到闻老师这个年限，还不知道猴年马月的。”
“嗯，倒也是，”张妈慢转过身，点了几下鼠标，屏幕上弹出一个文件夹，里面排列着十几个word文档和Excel表格。他把移动硬盘里的一个文件夹拖到桌面上，有点开几个文档看了看。
“啧啧啧，够简陋的。”
“知足吧，这都是一点点儿输进去的，要不然还是纸质的。”
“你这三千多个样本量......”张曼曼划拉着。
“咋？”李乐把椅子往前挪了挪，凑近了屏幕。
张曼曼指了指，“我先跑一遍描述统计和卡方检验，把画像做出来。不过你的样本量偏小，按现在这个量，最后最多也就搞到两三百个有效样本。做定性研究够用了，做定量分析还是会有点吃力。”
“也行，你先弄，这个只是数据支撑，后面，还有的弄。”
“不过，”张曼曼说道，“我总觉得，你把这个当毕业论文，是给自个儿选了个坑。”
“怎么说？”
“你想想，如果你选网络社会、线上社群、虚拟身份，这些方向多好，数据都是现成的，案例也好找，理论也好套，什么都熟悉，场域和资本、拟剧论、嵌入性.....随便挑几个就能撑起一片。而且这些东西新鲜，时髦，同行喜欢看，期刊愿意收，坐起来，那叫一个顺风顺水顺水推舟顺其自然的。”
张曼曼指着那些档案，“哪怕你要是选个消费主义视野下的城市青年生活方式，去商场发几百份问卷，回来做个因子分析，选独生子女一代的家庭观念变迁，回家跟亲戚朋友聊聊天，再找几个同学做做访谈，也能凑一篇出来。”
“可你选这个，要做的这个田野，不是虚拟社群，是真实的人。他们没有精准的点赞数据，没有清晰的社交网络图谱，他们的场域是教室、是操场、是校门口那条街。”
“他们的资本是一技之长或者干脆什么都没有。你研究这些东西，写出来的东西大概不太好看。真实的东西，往往不太好看。”
李乐听了，只是摸了摸下巴，“嗯，还有呢？”
“那我再说个实在的，”张曼曼看向李乐，“你做的这个选题，是在跟阶层再生产、教育筛选、社会流动这些事儿打交道。”
“你要是做得浅了，那就是一锅隔夜粥，各路大仙早就研究过的东西，你要是做得深了，你可能会看到一些不太让人痛快的东西，比如，有些孩子是怎么被家庭和学校一起放弃的，有些标签是怎么贴上就撕不下来的。毕竟，真实的东西，往往不太好看。
“但能做出来，它才有分量。”李乐沉默了一会儿，说道，“你觉得惠老师能让我这么容易过关？”
张曼曼愣了一下，然后叹了口气。“倒也是，也就是你，还能在惠老师手底下过几招。”
“不过，那你觉得，从田野调查的方法和理论视角，这块主要应该怎么弄？”
李乐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我想用污名认同与抵抗作为核心框架，但把它拆成两个维度：内化和外化。”
“怎么说？”
李乐回，“内化，就是学生自己怎么看待自己。他们是否接受了社会给他们贴的标签？是否认为自己不行、没出息、废物或者边角料这种内化的污名，会影响他们的自尊、自我效能感、以及对未来的期望。”
“外化，就是他们怎么回应外界的偏见。是选择否认，我不是坏学生，我只是不适合应试教育？还是选择社会比较，你们上高中有什么了不起，毕业了还不是给人打工？还是选择重建自我概念，我虽然学习成绩不好，但我动手能力强，我有自己的特长？”
“这三种应对策略，并不是互斥的。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情境下，可能会采取不同的策略。”
张曼曼点点头，“所以，你的田野调查，不能只看他们说出来的话，还要看他们没有说出来的话，看他们在不同情境下的行为变化，看他们之间的互动模式。”
“差不多，”李乐抬手，在那堆文件里，点了一个，屏幕上弹出一个新的页面，里面是一张表格。
“这是我帮你的观察记录表，”他说，“分了几个维度：言语表达、行为表现、社交互动、情感反应。每个维度下面有几个具体的观察指标，你帮我瞅瞅，看看哪些需要调整。”
张曼曼凑近了屏幕，仔细看着那张表格。
表格设计得很细致，每个维度下面都有具体的观察点和记录示例。
比如“言语表达”下面，有“对自己身份的称呼”、“对学校的评价”、“对未来的描述”等条目。
“行为表现”下面，有“课堂参与度”、“作业完成情况”、“课外活动的参与意愿”等条目。
“这份表格，我打算先用着，”李乐说，“等进了田野，根据实际情况再调整。反正观察记录这个东西，一开始总是粗糙的，慢慢磨，慢慢调，才能找到最适合的工具。”
张曼曼的目光在表格上又停留了一会儿，然后抬起头，“那反学校文化这一块呢？”
李乐在键盘上敲了几下，屏幕上换了一个页面。
“反学校文化这一块，我计划关注两个方面，一是学生对规则的对抗，二是学生对秩序的维护。”
“这两个看起来矛盾，但实际上是一体两面。”他说，“学生对抗的是学校强加的规则，上课不许说话、不许迟到早退、必须穿校服、必须完成作业。但他们同时也在维护另一种秩序，他们自己的秩序。”
“比如，班级里可能有某种不成文的规矩：不能告密，不能讨好老师，不能太装。这些规矩不是学校规定的，是学生自己形成的。违反这些规矩的人，会受到群体的排斥甚至欺凌。”
“所以，反学校文化，不是简单的破坏一切，而是一种选择性破坏，破坏他们认为是压迫性的规则，维护他们认为是正义的秩序。”
张曼曼若有所思，抬起头问道，“那阶层再生产和社会流动这一块呢？”
李乐又敲了几下键盘，屏幕上出现一段段摘录和批注。
“这一块，我的意思是关注两个概念。一个是断头路，一个是次级劳动力市场。”
“在咱们社会的语境里，职业教育常被视为阶层流动的断头路。”
“你上了职业学校，就意味着你基本上告别了高等教育，告别了白领工作，告别了向上流动的主要通道。你未来的出路，大概率是工厂的流水线、服务业的一线岗位、或者自己开店做小生意。”
“这些岗位，这些次级劳动力市场，工资低、稳定性差、晋升空间有限、社会保障不足。与之相对的，初级劳动力市场则是那些工资高、稳定性好、晋升空间大、社会保障完善的岗位。”
张曼曼看着李乐，“可你知道这两个市场之间的壁垒有多高吗？”
“很高。”李乐说，“非常高，这个壁垒不是在大学毕业之后才出现的，而是在初中毕业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你考上高中，你就站在了初级劳动力市场的门槛上，你没考上高中，你就被推向了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入口。”
张曼曼说道，“照你这个思路看，职业教育可能根本不是教育，而是分流机制，或者，是一种筛选，深层功能，是确认并巩固社会分层。也就是在制度层面，认定他们不需要接受普通高等教育，筛选出来，送进次级劳动力市场的预备队。”
“而这些，这就是你这个田野调查的核心？”
李乐耸耸肩，“我那个选题的核心，是这样一种环境里，那些被确认的学生，他们怎么看待自己，怎么理解自己所处的处境，怎么应对来自外界的偏见，以及他们是否会发展出一种独特的抵抗。”
“抵抗可能发生在完全不同的层面。”张曼曼回了句，“比如我们刚才说的分层功能，如果学生完全接受这种安排，那他们就会变成一种自愿的服从者，把职业教育理解为社会地位的自然延续。但如果有学生不接受呢？他们会怎么样？”
李乐想了想，“他们可能会发展出一种反向的价值体系，既然主流社会认为我们是没有前途的人，那我们就在这个圈子里建立一套属于自己的价值标准。”
“这是一种对主流价值体系的颠倒和嘲弄，它看起来像是抵抗，学生通过拒绝主流标准来维护自尊。但从长远来看，这种抵抗并没有改变他们的社会位置，反而让他们更牢固地被锁定在了这个位置上。
“但是......”张曼曼慢慢开口，“这真的是一种自由选择吗？”
“我觉得，自由选择的前提是选项存在，”李乐说，“如果一个人面前只有一条路，那他走这条路的时候，怎么判断这是出于自由意志，还是别无选择？”
“当一个学生来自单亲家庭、经济拮据、初中成绩垫底，他的‘选择’——比如放弃学业、混社会——到底是他‘选择’了这条路，还是这条路本身是他仅有的‘出口’？”
张曼曼从口袋里摸出烟盒，抽出一支点上，深吸了一口，烟雾上升，散开，像某种缓慢进行中的思想过程。
“那家庭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关键角色。”李乐说，“家长的期望、家庭的资源、家庭的文化资本，都在影响着学生的选择和发展。”
他又敲了几下键盘，屏幕上出现了一个新的页面。
“你看这个，”他指着一段文字，“这是之前社科院做的一个关于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的一个应用，家长的受教育程度、职业地位、收入水平，直接影响着他们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和教育投入。”
“高学历、高收入的家长，更倾向于让子女走学术教育的道路，因为他们知道这条路的价值，也有资源支持子女走这条路。低学历、低收入的家长，虽然也希望子女能出人头地，但当子女在学业上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往往缺乏有效的干预手段，只能接受分流的结果。”
“而且，”李乐挥挥手，“在这个过程中，家长还会把自己的焦虑和失望传递给子女。”
“我辛辛苦苦供你读书，你就考了这么点分？你看看人家谁谁谁，考上了重点高中，你呢？这些话，听起来是督促，实际上是一种工具性污名，把子女的学业失败等同于个人的失败，进而用这种失败来规训子女的行为。”
“那符号性污名呢？”张曼曼问。
“比如，职校生都是坏孩子、技校生没前途、中专职校生就是来混日子的......这些印象，通过媒体、通过邻里议论、通过亲戚朋友的闲聊，渗透到家庭的日常生活中。”
“家长在这种话语环境中生活，不知不觉也会受到影响。他们可能嘴上不说，但心里会觉得，自己的孩子上了职校，是一件丢人的事情。这种羞耻感，会转化为对子女的更严格的管控、更频繁的唠叨、更强烈的失望。”
李乐停了一下，端起杯子，喝了口水。
“所以，家庭情境下的污名传递，是一个双重过程，一方面是工具性的。家长用学业失败来规训子女的行为，另一方面是符号性的。家长在社会评价的压力下，不自觉地将污名内化，然后再投射到子女身上。”
听到这儿，张曼曼靠在椅背上，目光落在天花板上那盏昏黄的吊灯上，沉默了好一会儿。
“那学生的心理状态呢？”他问，“长期的学业挫败感，会导致什么样的心理变化？”
李乐手一摊，“我觉得，应该从习得性无助这个概念来看，塞利格曼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提出的理论框架，后来被应用到教育心理学领域。”
“简单来说，就是当一个学生反复经历失败，并且认为这些失败是无法控制的、不可避免的，他就会产生一种无论我怎么努力都没用的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会导致他放弃努力，放弃尝试，甚至放弃对自己的信心。”
“而在职业技术教育学生中，这种习得性无助是非常普遍的。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小学、初中的时候，就已经经历了无数次考试失败的打击。他们试过努力，试过补习，试过熬夜背书，但成绩始终没有起色。久而久之，他们就会形成一种我就是不行的自我认知。”
“这种自我认知，会转化为自我放弃，他们不再相信自己能够改变现状，所以选择了放弃。”
张曼曼点了点头，“那这种自我放弃，和失范行为之间有什么关系？”
“关系很大。”李乐说，“当社会倡导的目标，比如考上好大学，找到好工作，和实现这些目标的制度化手段，比如努力学习，考高分，之间存在断裂的时候，个体就会产生失范状态。”
“对于职业技术教育学生来说，社会告诉他们要努力，但他们的努力并没有带来预期的回报。于是，他们开始质疑这个系统的合法性，开始寻找其他的方式来获得尊严和认同。”
“但从学生的角度来看，这些行为是他们在这个对他们不友好的系统中，为数不多的能够获得掌控感和满足感的方式。”
“所以.....”张曼曼盯着李乐，“你的意思，失范行为，不仅仅是一种问题行为，更是一种‘应对策略。一种对结构性压力的消极抵抗，那这种抵抗，有意义吗？”
“从短期来看，有意义。”李乐笑道，“它能让人获得即时的心理满足，缓解焦虑和挫败感。但从长期来看，没有意义。因为它并不能改变处境，反而会强化社会对他们的负面刻板印象，让他们陷入更深的困境。”
“这就像一个陷阱，”他说，“你越挣扎，陷得越深。但你不挣扎，就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陷下去。”
屋里静了静，张曼曼的目光看向窗外。
冬天的天黑得早，外面的灯还没亮。
“所以，”他说，声音有些低，“这是一个死结。”
“也不完全是。”李乐说，“死结的意思是解不开。但这个结，是可以解的。只是解开它，需要的时间很长，需要的资源很多，需要的努力很大。”
“怎么解？”
“让人看到希望。一个人只要有希望，就能忍受眼前的苦难。但如果连希望都没有了，那他就真的完了。”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
窗外，灯终于亮了，橘黄色的光洒在玻璃上，映出一片朦胧的光晕。一辆自行车从窗下骑过，链条发出“咔咔”的声响，渐渐远去。
李乐的屁股忽然有节奏的抖起来。
“噗”
掏出手机，看了一眼屏幕，来电显示是“余穗”。
他按下接听键，“喂？”
那边传来余穗的声音，带着风噪声，中间还夹着几声急促的喇叭，在背景音里一闪而过。“李哥，上次欠你的钱，今天晚上就能给你。”
“这么快？”李乐问。
“二坤那边去钱柜上班了，这个月的工资刚发，你现在在哪儿？”
李乐想了想，“我在学校，这样吧，我去你家钥匙店，你在哪儿等我，可行？”
“行，那到了你给我打电话。”
余穗挂了电话，李乐把手机放到桌面上。
张曼曼问：“谁？”
“就那个姑娘。”李乐说，“夜市卖啤酒那个。之前她朋友出了点事，我垫了医药费，说要还我钱。”
“你倒是管得宽。”
“那怎么办呢，”李乐把手机揣回兜里，“遇上了，总不能不管。”
“你......不会.....噫，看不出来啊，李乐，你个浓眉大眼儿的，竟然也.....你这刚结婚，还妹七年呢，就......你对的起富姐么，你对得起娃么，你对的起我.....”
“滚，想什么呢，我特么就和你，也不可能。”
“诶，那就.....诶？诶！！”
“你打野的！！”
盼着盼着 终于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