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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春达和郝东再次来到丘方成的宿舍。

田春达笑对丘方成说:“我们又来打扰你了,你可不要嫌烦呀。”

丘方成笑着回答:“怎么会呢?你们也是职责所在么。你们的敬业精神我是很敬佩的。”

田春达说:“我们这次来是想问问关于论文的事。”

“噢。”丘方成心想,警察还是注意到这个问题了,他们可真是敏锐呀。

“我们了解了,大家公认你研究能力强,学识水平和研究深度不在孙东园之下,甚至比他还要强。你完全可以不同孙东园合写论文,可为什么你近两年的论文都是与孙东园合写,而且你是第二撰稿人呢?有人还说,孙东园有的独立签名的论文也是你写的。为什么要这样?”

“这个……我还是向孙东园学到不少东西。我写论文时也得到他不少指点和帮助,他又是前辈,所以就把他的名字放在前面了。”

“一篇两篇可以,可篇篇都把他的名字放前面,甚至你写而让他独自签名发表,这就有些过分了,让人感到不正常。有人说,你好象是被孙东园‘绑架’了,成了他的劳力,是这样么?”

“我……”两年多来的辛酸苦辣涌上心头,丘方成有些情绪要失控了。他站了起来,说:“对不起,我要去趟卫生间。”说着他走了出去,进了卫生间。他洗了把脸,又站到窗前透气,以平息自己的情绪。

田春达和郝东在宿舍里聊起来,“他情绪好像有变化。”郝东说。

“嗯。不过,他是个很能自控的人,所以控制住了。”

“他说去上厕所,是为了平息情绪吧?”

田春达点点头:“可能。”他顺手拿起桌上摆着的一个泥人偶像,看着说:“这好像是绍兴泥人。”接着他看底座,有的匠人是在底座上刻上姓名和籍贯的。他一下看到底座上有一行墨水写的字:愿地久天长!他感到这五个字有些眼熟。问郝东:“你看看这几个字。”

郝东一看,说:“这字眼熟呀。”他想了一下说,“对,左兰在我们询问谈话笔录上的签名,字迹好像跟这相似。”

田春达迅速拿出手机,把泥人底座上的字拍了照,“我们回去对一对。”

这时丘方成回来了。

田春达在他坐好后,指着那个泥人偶像问他:“这是你到绍兴时买的纪念品么?”

“啊,是纪念品,是我的一个同事外出时买的,送给我的。”

田春达又言归正传:“你能解答一下我刚才提出的论文的问题么?”

丘方成平静地说:“我是出于对前辈的尊敬和虚心向前辈学习的想法,与孙东园老师合作论文的,可能有的论文我出的力多些,但我觉得还是把他名字放在前面好。我读研究生时,孙东园就给我上过课,他是我的师长呀。我怎么好把自己的名字放在老师名字前面。”

听丘方成这样说,似乎也有些道理,但田春达还是感到此事不正常,有问题。但现在不好再谈这件事了,田春达决定再继续调查,然后再说。

11

田春达与郝东回到公安局刑侦支队重案一组,将拍照的泥人底座上的字迹与左兰在询问笔录上的签名对比,基本认定是一个人的笔迹。他们又找笔迹专家鉴定,专家说百分之八十可以认定是一人的笔迹,可左兰的签名字数少,只“我同意上述笔录。左兰”几个字。专家说最好再取得左兰一些笔迹,那样就鉴定得更确定,更准确了。

田春达对郝东说:“如果泥人底座上的字确实是左兰写的,那就很有深意了。”

郝东点点头:“是啊,‘愿天长地久’,这好象是给情人写的。”

田春达说:“我们还得找左兰谈谈,问一问孙东园和丘方成合写论文的事,还有泥人偶像的事。”

郝东点点头。

田春达又想起了什么,说:“我们应该先同孙东园离婚的前妻谈谈,她可能会了了解些情况,然后再找左兰。”

“这样好。”郝东同意。

孙东园的前妻于敏在市文化局工作,是个处长。田春达和郝东在市文化局办公楼里见到于敏,她已经年近半百,虽然染了头发,可还是露出了些许白发。她将两位刑警引进了会议室,请他们坐下,又给他们倒上茶水。

田春达接过水杯,说了声“谢谢!”,然后问道:“孙东园出了事,你知道了吧?”

于敏微微点头:“知道了。”

“你知道他有仇敌和不对付的人么?”

于敏想了想说:“我不知道。”

“你们为什么离婚?”

“嗯……”于敏似乎有难言之隐。

“我们本不该问你的隐私。可为了破案,又不得不问,请原谅。”田春达道歉。但眼睛却盯着于敏,等着她回答。

于敏还是不说话。

“为了破案,请你帮助我们,我们会给你的回答保密的,请你放心。”田春达又诚恳地说。

郝东在一旁敲边鼓:“有时我们警察尽问一些让人尴尬,让人讨厌的问题,可也是没办法,职责所在呀,请你理解我们。”

见警察这样诚恳地说,于敏终于说话了:“你们这样说,让我不能不开口了。”

她开始述说:“孙东园在年轻时候还比较好。工作努力,苦心钻研,家庭生活也比较正常。到中年以后,他的名利心越来越重,热衷于钻营,又热心于交际、应酬,总是外出聚会、喝酒。研究、写论文的时间越来越少,身体越来越胖。为了保持他副院长和正教授的身份,他有时就抄袭别人的论文,或者利用别人为他出力。我看不惯他这些做法,他就同我吵架,说我不懂现在社会。在家庭生活上,由于他年龄越来越大,越来越肥胖,又总酗酒,性能力越来越差。但他又总想显出男性雄风,渐渐的就有变态行为,把我弄得浑身是伤。我越反对,他就越变本加厉。我真是受不了了,就跟他离婚了。就是离婚后,我也感觉他照现在这样行事,早晚也得出事,果然……”

“你能想出最可能使他出事的人么?”田春达问。

“这我不好说。不过,他现在的年轻妻子能不能忍受他的变态,真是不好说呀。”

听了于敏的一番话,田春达似乎对事件的来龙去脉、因果关系有了更为明晰的思路。